2022年6月13日晚上18时，外语学院邀请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霍教授做学术报告。
报告中，霍士富教授以学术语篇研究者身份，基于自身长期撰写、发表与审稿经验和体会，交流了应用语言学实证类学术论文的谋篇布局与应对策略。他指出鲁迅《故乡》以“相隔两千里”、阔别“二十余年”开篇，一举确立了时间与空间并肩前行的叙事构架。整个小说就在空间位移与历史时间的理念中展开叙事：相比“过去”是幻想与“现在”的悲凉，对“未来”的期待更具现实意义。“我”原以为闰土“崇拜偶像”是无可救药，可自己期盼的“希望”不也是“手制的偶像么？”由此突破主客相关的世界认知，实现了“自我”的世界观变革。它承接《狂人日记》中寄“希望”于“孩子”的主题，拓展历史时间的认知理念，开启了一系列“归乡”叙事模式的新篇章。同时，以空间的时间性审美叙事为线索，对开辟鲁迅文学不断超越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”的哲学命题，具有奠基性意义。
鲁迅从《狂人日记》伊始，就立足于“现在”，宣告要逃离“仁义道德”的历史重负，将希望寄予“没有吃过人的孩子”。由此建构了基于“现在”，忘却“过去”，将希望寄托于“未来”的历史时间的哲学思考。与此相比，《故乡》的叙事结构则更为独特：小说以开篇的“相隔两千里”、阔别“二十余年”一举确立了时间与空间并肩前行的叙事构架。整个小说就在随着空间的推移：归乡的“船上”、故乡的“老屋”和别离的“船上”，“我”始终站在“现在时”下，回忆“过去”、感受“瞬间的现在”、寄希望于“未来”中展开叙事：顺次经历了希望、绝望和获得新生的契机，由此折射出鲁迅文学的世界观之变革。辛亥革命失败后，鲁迅的希望之梦彻底破灭，陷入了绝望境地。为了获得新生，他只有在绝望中与现实抗争，图求自我改造。或者说，为了将现实社会变革为有价值的世界，他需要彻底地丢弃现实，在绝望的极致中完成“自我”的世界观变革，由此孕育了《故乡》的诞生。《故乡》中的“我”，毫无“留恋”地别离“故乡”，就是对现实世界的一次彻底抛弃，并在绝望的极致中，通过醒悟“我所谓希望，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？”实现“自我”世界观的真正变革。但正如罗兰·巴特所言：从此“他的人生再也不是其创作的源泉，而是与其作品展开竞争的一种创作，是从作品向人生发生逆流的现象（而非相反）。”自《故乡》中的“我”摒弃与“过去”的一切实在相关的历史重负后，“我”虽几度重返“故乡”，但已不再纠结“过去”，而是转向探索生之所依的漂泊者。从叙事结构来看，《故乡》中的“我”与闰土，还只是自我同一的两个独立个体，可到《祝福》中，“我”与祥林嫂之关系则变为“灵魂”的审问者，而到《在酒楼上》后，“我”与吕纬甫之关系看似听者与叙述者的告白，但通过吕纬甫的挖坟行为证明，生之所依别说有“灵魂”，连骨头和头发都没有。此二人组叙事结构再发展到《孤独者》后，“我”与魏连殳之关系进一步升级，演变为同一人格的两个不同层面：魏连殳已不再是近乎于独白的吕纬甫，“我”也不再是旁听者。二者已是彼此的内心与外部、光与影的投射对象。就这样，鲁迅通过一系列“离去—归来—离去”的叙事结构在本质空间的时间性审美之探索，实现了“自我”的一次又一次的世界观变革。因此，《故乡》不仅扬弃了《狂人日记》中“救救孩子”的主题，而且开启了“归乡”叙事模式的新篇章。同时，以空间的时间性审美叙事为线索，对开辟鲁迅文学不断超越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”的哲学命题，实现“自我”的世界观之变革，具有奠基性意义。